一，“建水陶”、“建水陶艺术”、“当代建水陶艺术”的误读
　　
　　“建水陶”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二者，其广义不仅包括云南建水及周边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内所生产的任何一种陶制物品，也不论是民间日用的粗陶、单色釉陶、青花陶，如：锅、碗、壶、罐、陶砖、陶瓦，还是制作考究、精雕细刻的陶质陈设器物、文房用品，都可归入，乃至当代陶制品，只要出产于建水均可称为建水陶。广义的建水陶更多的是一个地域概念，而非工艺特征和艺术风格上的指代。而其狭义，则是指开创于明末清初，具备“刻坯填泥”和“无釉磨制”工艺特征的建水陶制作技艺及其制品。这类建水陶制品选料严格、做工精良、造型优美，它不以日常实用为最终目的，而更多的是满足于人的审美需求，它是一种具有明显创作意识和文化观念的艺术造物活动。狭义的建水陶不仅是地域上的概念，更主要的是指一种特殊的制陶工艺和陶艺类型。“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⑴，文化和风俗习惯是人们在长期劳动和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根据自身需要创造并形成的，它也必然随着时代的进程不断演化。自明清建水陶经过划时代的工艺革新以来，人们对建水陶的认识，已经逐步形成以狭义建水陶指代建水陶的认同，因此，我们在谈到建水陶艺术、当代建水陶艺术以及将建水陶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或文化观念来论及之时，所指的必然是狭义的建水陶。
　　
　　建水陶艺术是基于建水陶制作工艺之上，以获得审美价值为主要目的的创造性艺术造物活动，以及由此所形成的一系列陶艺技法和艺术观念。它所涉及的更多是建水陶作为审美对象所承载的审美因素与文化价值，它是建水陶作为艺术作品内部的组织构造和外在的形态表现，乃至使其获得艺术效果的种种艺术手段的综合。虽然“艺术的认识是审美的认识，艺术的创作是审美的创造，艺术的欣赏是审美的欣赏，可以说，审美是艺术区别于其他社会事物的根本性质”⑵。但是，作为造物艺术的建水陶，其物质性与精神性、使用性与艺术性是相互交融，难以分离的。任何造物之艺术，总是要受到工艺技术和审美需求两个方面的制约和限定。“只有高度发展而又操作完善的技术，才能产生完善的形式，所以技术和美感之间必然有着密切的联系”⑶。建水陶由早期的民间实用造物上升为一种自觉、主动的艺术创作，它是随着制作技术手段的不断完善，进而成为能够承载更为丰富的艺术因素而实现的，但物质性仍是它的基础，即是建水陶作为陶的本身形态。造物是伴随着从实用需求向精神需求的转化过程，依附于两者并存的关系不断发展的，从而也展示了造物的发展源流⑷。建水陶艺术的产生基于建水陶的物质性，建水陶又因制作技术的发展演变成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因此，我们对建水陶艺术的认识，一方面是对艺术审美的认识，另一方面是对工艺造物的认识。
　　
　　法国艺术学家丹纳亦在其名著《艺术哲学》中说道：“艺术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⑸。在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十年的当下，科技文明的急速发展和社会生活的不断革新，已经使得人们的审美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方世界，自20世纪60年代，波普艺术引入大众文化，改变了艺术创作的精英意识和文化资源，从而使得当代艺术呈现出不同于以往艺术的文化特征⑹。艺术已经历了现代主义、波普主义、后现代主义、观念主义、极限主义、新表现主义等等种类繁多、形式复杂的艺术运动。虽然“当代艺术”的概念非常宽泛且没有准确的定义，但不可否认的是，各种艺术运动在相互解构又建构的同时也大大的拓宽了艺术的边界，使得当下大众审美价值的取向更加丰富而多元。当代建水陶艺术，在时间上是指今天的建水陶艺术，在内涵上主要指具备当代艺术精神和当代艺术语言的建水陶艺术。它以创造性为基本特征，是建立在当代文化和当代审美基础之上，所进行的适合于当代文化观念和审美需求的建水陶艺术创作。当代建水陶艺术更多是关注作品或艺术本身所具有的当代文化内涵，而不再仅仅是形式上关照。因此，当代建水陶艺术寻求创作观念和工艺技法上的本质性突破，这种突破就只能和必须是对传统建水陶艺术的某些部分进行转化、消解，甚至反动。当代建水陶艺术是建水陶艺术创作中的一个部分，它只是一种将建水陶艺术的传统语义进行当代性转换的艺术创作观念和方式，因此它无论如何改头换面，也必须建立在建水陶的物质形态基础之上。
　　
　　二，“建水紫陶”、“建水紫砂陶”的误用
　　
　　当前建水民间乃至官方大量使用“紫陶”、“紫砂陶”这些臆造的名称来替代狭义的建水陶，已经对建水学术理论的研究和开展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并造成公众对建水陶认识上的混乱。
　　
　　虽然，建水陶的文本史料极其贫乏，早期文献更是凤毛麟角，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没有任何将建水陶称为“紫陶”或“紫砂陶”的文献记录。据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始编的《新纂云南通志》记载：“其他陶器以建水、宁州所产者为著名，有粗、细二种，细者如花瓶、花盆、文具等，釉水、式样、书画、彩色，均有可观”⑺，可见建水陶工艺此时已高度成熟，与现在别无二致，有“细陶”之说，而未有“紫陶”的名称。另据季羡林先生《悼念沈从文》一文记载：
　　
　　一直到1946年夏天，……他曾请我吃过一顿相当别致、终身难忘的饭，云南有名的汽锅鸡。锅是他从昆明带回来的，外表看上去像宜兴紫砂，上面雕刻着花卉书法，古香古色，虽系厨房用品，然却古朴高雅，简直可以成为案头清供，与商鼎周彝斗艳争辉。⑻
　　
　　此文所记述的正是建水陶气锅，虽然季羡林对此深感兴趣，记忆犹新，可是并不知道它的具体名称，也许就沈从文先生对此也不甚了解。但可以推断是，第一，季羡林虽然认为“看上去像宜兴紫砂”，但同时也确认这并非紫砂。第二，建水陶虽然可与“商鼎周彝斗艳争辉”，但在学术界和文化圈内影响甚小，非但没有“建水紫陶”的叫法，就连具体的产地也说不清楚。再者，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由云南省文物商店葛季芳，故宫博物院李毅华，北京市文物考古工作队赵光林、蔡咸昌对建水碗窑村遗址实地考察后所撰写的论文中依然未见“紫陶”二字。另外，笔者曾对始于清末的建水碗窑制陶老字号“黄元记”第五代传人、建水工艺美术陶厂退休职工黄崇友进行询访，他说道：“过去只有红泥陶和白泥陶的叫法，‘紫陶’是近十几年才有的事”。
　　
　　据上世纪七十、八十、九十年代由国家轻工业部颁发给建水工艺美术陶厂的三份证书可以说明，建水陶名称问题的出现，是随着建水陶产品影响力的扩大，加之省外专家和领导对于建水陶认识的缺乏，才慢慢出现的。特将三份证书的原文刊录如下：
　　
　　云南建水陶瓷厂：你单位紫砂陶锅经部批准评为全国轻工业优质产品，特发证书以资鼓励。中国人民共和国轻工业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云南建水工艺美术陶厂：你单位紫砂高脚气锅、残帖小花瓶产品，在一九八三年全国紫砂器同行业质量评比中评为优胜产品。轻工业部。一九八三年六月。
　　
　　无釉磨光紫砂陶气锅系列产品,经审定批准为中国旅游购物节旅游商品天马金奖，特发此证书。国家旅游局、轻工业部、商业部、纺织工业部、中国旅游购物节组委会颁发。一九九二年十月。
　　
　　至1994年5月版的《建水县志》则称：1980年，我国著名陶瓷学者，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杨大申教授联合建水工艺美术陶厂对建水城北碗窑村古窑址进行考察，并认为建水“宋有青瓷、元有青花、明有粗陶、清有紫陶”，⑼这是在笔者所掌握的建水陶文献史料中，最早出现的“紫陶”，大概其目的是用以区别所谓的“粗陶”和“细陶”之分。前辈之功，筚路蓝缕，但是，不仅“紫陶”的名称实在不能准确地指代清末兴起且沿续至今的建水陶制陶方法和工艺特征，就连“宋有青瓷、元有青花、明有粗陶、清有紫陶”的概括值得商榷。就此问题笔者咨询了建水著名地方史专家、时任建水县志编纂办公室主任的杨丰先生，杨先生表示，正是由于国家轻工业部将建水陶错误定性为“紫砂”，在编纂94版县志时，由于建水陶泥料极其细腻，与含砂的宜兴陶有本质区别，因此“紫砂”是绝不能用的，不得已才采用了“紫陶”这个名称。
　　
　　今天看来，“紫陶”的称谓，不仅没有凸显建水陶与宜兴陶等其它陶种的差异性，反而使其在表述上更为同质化，难以区别，不仅没有突出建水陶的性质和特色，反而导致误解，无论对建水陶艺术语言的独立，学术理路的形成，还是产业发展的建构都十分不利，以至于某些研究者和建水本地陶工竟认为只有红泥烧制的才是建水陶，白色和其它颜色泥料烧制的就不是建水陶。
　　
　　首先，就紫字而论，“紫”最早见于《论语·阳货篇》：“恶紫之夺朱也”。《说文解字》曰：“帛青赤色”，古时青为黑，赤为红，因此许慎所解之“紫”字，应为红和黑合成的颜色，即暗红色或棕红色。众所周知，语言是不断发展的，词义的演变更是十分突出，有的词汇甚至古今相悖。现在的“紫”已是指“红和蓝合成的颜色”⑽，在当代工业色彩系统RGB色彩模式中，紫色的数值为R=167、G=87、B=168，标准印刷色彩CMYK模式中，紫色的数值为C=28、M=66、Y=0、K=0，显然建水陶本身的颜色已完全不是我们观念中的“紫”了。
　　
　　再者，建水陶制品的颜色也并非紫色所能涵盖的。自然状态下建水陶土至少有红、白、黄、青、褐等数种色泽，烧制后的成品亦呈现红、白、灰、黄、棕、褐、黑、紫红等色相。虽然建水红色陶土烧制出的器物，大多表面成红棕略带些纯度极低的紫色，俗称“猪肝红”，但绝不是其主要颜色。更何况色彩只是建水陶艺术语言中的一个方面，并且它不是建水陶最重要的工艺特征和艺术特色。
　　
　　建水陶逐步完善的工艺技术是建水陶艺术语言形成的核心因素。建水陶由早期的民间日用陶到最终成长为一门独立的陶的艺术，不仅改变着建水陶的功能和价值，也改变着人们对建水陶的观念和认知。自“刻坯填泥”、“无釉磨制”的工艺技术创立以来，人们的观念中的建水陶，本身已经指代具备明显的艺术创作观念，做工精良、特色显著的建水陶艺术制品。正如，中国画、宜兴陶、荣昌陶、钦州陶、龙泉瓷、耀州瓷等概念一样，既能清晰明确的表征各自的艺术属性和工艺特征，又能简洁明了的与其他同类型艺术相区别。因此，学术界和艺术界应该首先停止“建水紫陶”的误用，以免以讹传讹，误导公众。
　　
　　三，建水陶产生的时代问题
　　
　　当前在某些关于建水陶的日常讨论和学术文章中，常常出现建水陶产生于清代中期的观点。究其缘由，一方面是因为对建水陶的认识缺乏整体的历史发展观，另一方面是由于“建水紫陶”的概念的误导。
　　
　　建水陶是建水先民和历代陶工在长期不断实践和智慧创造中发展起来的。它的起源与发展与建水自然、文化生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建水历史悠久，文化昌明，在城东燕子洞发现古人类遗址，出土砍砸器、磨制石器残段、砺石、陶坠、陶弹丸等物，经专家鉴定，为距今35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⑾这是现代考古所发现的初期建水陶实物。后又在龙岔河谷发现的西汉古墓群中，伴随青铜器出土的有陶器残片⑿。据张建农《云南省建水县碗窑村古窑址调查》一文记载：
　　
　　距云南省建水县城北1.5公里的碗窑村，相传宋代就开始烧造瓷器，……在这期间笔者也几次前往该地调查，在大量堆积的古代瓷片中，找到了建水窑元代早期至明、青的青釉、青花瓷器⒀。
　　
　　又据80年代葛季芳对建水古窑址详细实地考察的结论：建水窑从时间和地段上分烧青釉和青花器、细陶和粗陶。古今窑址群和标本堆积，几乎遍布碗窑乡，说明烧窑历史源远流长。这与其附近望城坡、团坡、高家坟、黄家冲蕴藏着丰富的瓷土和泥浆土，笔架山产“碗花石“是分不开的，据说景德镇还到这里采购“碗花石”。碗窑乡依山傍水，加上丰富的原料来源，使得碗窑乡烧造陶瓷几百年不断。⒁再综合考古发现的大量元、明、清时期的陶瓷器实物，可见建水陶的历史从新石器时代至今从未间断。
　　
　　建水陶在各个时代都留下了发展的轨迹，明末清初所开创的以“刻坯填泥”、“无釉磨制”为特色的制陶工艺，为建水陶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但无论这个革新所造成的影响如何巨大，意义如何深远，但它也只是建水陶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而非全部。水有源，故其流不穷；木有根，故其生不穷，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必须以全面的历史发展观为基础，无论早期的建水陶处于艺术的低级阶段，亦或是没有显著的艺术特色，但是它仍然是建水陶工艺特征和艺术内涵形成的源头，因此建水陶始于新石器时代，至少已有3500年的历史了。
　　
　　另一方面，将建水陶定义为“建水紫陶”，势必错误地使人认为建水陶的历史是刻填和磨制工艺发生之后的历史，导致建水陶各个发展时期之间的联系被人为割裂。建水陶的历史是由滥觞、初期、中期、形成、成熟和发展数个阶段所构成的，无论是哪个时期，它都是“建水陶”。正如“中国书法”这个概念，无论是陶文甲骨、金石碑版还是历代法帖都是中国书法的组成部分，也绝不会因为“中国书法”这个名称而造成毛笔书写于绢纸之上的才叫书法，刊刻于骨石之上的就不是书法的误解。
　　
　　四，结语
　　
　　关于建水陶名称、产生的时代以及对当代建水陶艺术的认识，是建水陶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这三个问题相互关联且相互融通，如果我们对其中任何一个问题缺乏准确的认识，都必然导致对建水陶艺术整体性的片面理解。虽然由于历史上的各种因素导致建水陶艺术创作观念传统，表现手法单一，理论研究缺乏，但随着建水陶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有些艺术家和学者已经逐渐深入到建水陶的艺术创作和理论研究之中，建水陶已经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但是在此之前，我们必须理清建水陶研究的基本思路，对于某些重要的学术观念应该达成共识，这样才能有效地促进建水陶艺术创作及理论研究在当代顺利开展。
　　
　　注释：
　　
　　⑴刘勰：《文心雕龙》，《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3月版，第402页
　　
　　⑵王宏建主编，《艺术概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78页
　　
　　⑶【美】弗朗兹·博厄斯，《原始艺术》，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版，第2页
　　
　　⑷潘鲁生，《论中国民间美术》，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0年11月版，第214页
　　
　　⑸【法】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5月版，第29页
　　
　　⑹王林，《反省当代艺术》，选自许江主编《湖畔论坛系列丛书之二——人文艺术》，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6月版，第76页
　　
　　⑺李春龙等点校，《新纂云南通志》（第七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版，第82页
　　
　　⑻季羡林，《悼念沈从文》，选自《季羡林谈师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105页
　　
　　⑼建水县志编撰委员会：《建水县志》，中华书局，1994年5月版，第393页
　　
　　⑽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530页
　　
　　⑾建水县志编撰委员会：《建水县志》，中华书局，1994年5月版，第1页
　　
　　⑿建水县志编撰委员会：《建水县志》，中华书局，1994年5月版，第393页
　　
　　⒀张建农，《云南建水县碗窑村古窑址调查》，《考古》，1991年第8期，第767页
　　
　　⒁葛季芳，《建水窑的调查和分析》，《考古》，1987年第1期，第72页